□ 余萍

　　老屋最应该记得老祖母。

　　老祖母着蓝布袄裤，春单冬棉，四季一色。老祖母爱坐在老屋前，篦子慢慢滑过她长长的白发，抿平，拢住，绾髻，插簪，然后起身，颠着她的小脚，一颤一颤地走，端大盆的草料倒进猪食槽，撒秕谷给小鸡仔。她腰一酸就说要下雨，会提前一抱一抱地把烧草抱进厨房，锅灶后面塞得满满当当。

　　早晨，祖母以炊烟唤醒老屋。一圈圈，一缕缕，从从容容，炊烟在老屋顶稍作停留，接着便向远处出发，慢慢靠近远处的树梢，河流，别家的院落。田野里做早事的农人，谁都知道哪一缕是自家烟囱冒出的，还要等多久到饭点，不要人叫，扛着铁锹卷着裤脚站在自家院子时，饭碗恰好上了桌。村人没有闹钟，看炊烟掐时，比什么都准。

　　没有炊烟，村庄会寂寞，院子也少活气。在炊烟里坐着，心就不空。

　　我家的炊烟是老祖母燃起的，她会在最后一缕炊烟里起身，拈掉身上的稻草，拍拍屁股上的灰，坐到院子里。褐色泛着光的小凳子，祖母微弓的背，蜷着的花狗，低头与蚂蚁对话的小鸡，楝树枝吊着的长长蛛丝——这就是记忆中装帧老旧的影像。

　　院子里，草尖上的露珠可能会寂寞地来回滚动，丝瓜架可能会发出咯吱的声响，存心引人注意，猫们没人搭理就自己绕着尾巴转圈打发无聊时光，唯独烟囱里的炊烟心有城府，一直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老祖母，周围一片沉寂。老祖母不笑，也无怒，安静地坐着，偶尔轻轻一叹。

　　在祖母的叹息声里，我看到了父亲的童年。

　　1961年，父亲13岁，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几十里外的县城中学。那时祖父病了很久刚去世，家里连门板都拆卖了。父亲考的是免费，但住校没钱，只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肚里一碗稀饭，书包里几根胡萝卜，头顶数颗星子，父亲就出发了。中午学校食堂开饭时，他在教室啃胡萝卜看书，晚上再赶几十里路回来。

　　又一个起床时刻，祖母坐在黑暗中不作声，灶前没一根烧草，锅里没一丝热气。父亲掀起水缸，舀了半瓢水，一口气灌进肚子，然后抹一下嘴角，说，我不饿，我上学堂了。转身，盛胡萝卜的篮子也空了，他拎起鞋子出了门。一直，他都是拎着鞋子往返学校和家的路，四季如此。他会在离学校大门不远的地方，找一棵树靠着，把鞋穿起来走进教室。

　　再一次，父亲晕倒在回来的路上，于是辍学。

　　老屋见证了父亲挑起家庭重担的日子，那时，父亲14岁。

　　从此，老屋的炊烟又开始袅袅升起了。父亲十四岁的双脚开始丈量陌生的土地。祖母说，有一年冬天大雪，范集的大葱二分钱一斤，淮阴城里卖三分，父亲头一天下午出发，半夜走到范集，贩了一担葱连夜赶回，大雪封路，陷进雪窟，若非碰巧有人经过，父亲就冻死了。

　　老屋炊烟袅袅升起，是父亲的承诺，是娘俩生活的盼头。我不知道当年老屋的炊烟出了小院，出了村庄，又去哪里流浪了，可我知道，它无论流浪何处，永远也忘不了根在老屋。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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