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读《围城》，看到钱钟书的照片，一派风神俊秀，儒雅的书卷气仿佛要从黑白底片中流溢而出。时青涩少女，不知人生况味，不喜柔嘉、文纨，划为庸俗女子，想当然的把杨绛先生与柔嘉对号，心下还怅惘，谁才是钟书的唐晓芙？

　　待我为人妻母，才体味《围城》里话语机锋后的无奈，领略《洗澡》里人性幽微的悲怆，深深为钟书背后的女子抱憾。杨绛宛如美玉温润，钻石般璀璨的钱钟书遮蔽了这位东吴大学第一才女的光芒。

　　再读《我们仨》，看见他们夫妇与女儿的合影，感动于这个中国知识精英家庭的温情。92岁的杨绛，在爱人和爱女相继去世后，淡淡写道：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无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媛相伴帮助，无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读这段话时，我感慨万千。《围城》再机巧，《洗澡》再悲情，怎么抵得上这些平实话语背后的深情厚谊，怎么抵得上绛心钟书的岁月沉淀。该怎样形容这两位乱世学人呢，神仙眷侣，柴米夫妻……

　　清华短训第三天，骑单车，飞越运动场、葱绿的水杉林、德式大礼堂，以及清华标志二校门，看到一片陈旧的欧式平房区——新林苑。辗转找到新林苑7号，正是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旧居，青顶红砖的平房，家家均有院落，紧邻的8号，住着另一对名动天下的夫妇——梁思成和林徽因。

　　兴冲冲敲开7号门，一位头发花白、气度雍容的妇人开了门，我讪讪地说想看一看，许是对冒失的来访者见怪不怪了，妇人温和地说行啊，看看吧，其实也没什么，杨先生早搬走了。我这厢四下扫视，院落不大，三十平左右，平房三间，院中过道上是拱形的葡萄架，因是早春，只留了空架子。恍惚间，仿佛看见钟书和阿媛在葡萄架间嬉闹，杨绛温柔地笑视他们，阿媛笑嗔道：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哥哥，只配做我弟弟……

　　匆匆告辞，怅然若失：大师之家，人去楼空，只留寻常院落。

　　归来，怀想若梦，细研《我们仨》，努力在纸堆中还原他们的人生轨迹——

　　1933年，东吴大学第一才女杨绛考取清华外文系研究生，是万人仰慕的“唐晓芙”。钟书时为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入学时中英文均满分，数学15分，入学后科科第一，是名满清华的英俊学子。那一年初见，他看她：“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她看他：温文儒雅，眉宇间蔚然深秀。一眼六十年，定格最美时光。

　　1935年，钟书考取庚款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杨绛休学陪读，钱媛出生，经费紧张，二人相携度日，常于傍晚散步探异乡之不知名小路，名为探险之路。围城中不再有心旌荡漾，却多了一份人间烟火的温情气息。

　　1938年，二人乘船20多天回国，“围城”故事拉开序幕。船到香港，钟书受约到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则携女回上海，当时钱杨两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逼仄，母女只得两边挤居，杨绛好不容易找了份家庭教师的差事。1941年，钟书辗转回到上海，挤居于辣斐德路钱家的客堂，苦等清华聘约，一等就是八年。其间经历多少生活窘迫、妯娌纷争、现实困扰，未见记述。这10年，是他们的人生最低谷，却促成了《围城》的横空出世，透过幽默嘲讽尖锐的笔锋看尽人心叵测、炎凉世态，也写尽了恋爱的煎熬、工作的险恶和婚姻的无奈。

　　1949年夏，夫妇得到母校清华的聘请，时已人过不惑，经历半生流离，搬入了新林院7号，这对乱世学人避世而居，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钟书有病的时候，每天的早饭总是钟书做的，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们毕生戒不掉的嗜好，一家人著书立说，悠然隐居。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才知道，绛心钟书的相携一生，较之比邻而居的林徽因名动天下的爱情更艰难、更执著。杨绛成就了钟书，也许每一个天才的背后都得有默默付出的另一半，他们幸运在始终执手，可贵在经历颠沛始终没有放手，在柴米油盐中摸爬滚打60年。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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