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忠
想念十八年前那位老军医
他以前是部队的军医，后来转业到了市二院当医生，在二院没上几年班，就光荣退休了。
十八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新民东路一间临街的民房里开了一家简单的诊所。说简单，是因为他的诊所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几条长凳，显得空荡荡的。
在他的诊所里，看病打针挂水全他一个人，没有护士，只有他的烫着卷发的夫人经常在这里嗑着瓜子陪聊。他打针的特点就是不疼，他和你说着话，在你不经意间一针戳下去，让你真是感觉到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他的有限的医疗器械就放在木头桌抽屉里，他的备用药也不多，他从不像一般诊所那样把药品铺陈开来，他只把药放在两个小纸箱里。
我不知道他的小诊所合不合法，因为我常听到他和他的夫人在讨论医药公司给不给药的问题。
但是所有去找他的患者都没人质疑过这个问题，在患者心里，他有没有合法的手续似乎不重要，他的军医加二院医生的身份足可以证明他值得信赖。
我认识他是缘于有一次身体不舒服，请假没上班，在家里昏睡。好心的房东老太怜我外出打工挣钱不易，就指点我说，新民路东头有个从二院退休的老军医“手好”，收费也便宜，你就到他那儿看看。
我就去了，只问了一个人就找到了没挂任何招牌的诊所。他穿着已经有点褪色的黄呢子军装，脖底的风纪扣扣得好好的。他头发微白，四方脸，特别是有一双澄明的大眼晴，让我想起秋天高远的天空。医生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眼睛？我使劲地想，但只想起他一个来。
记得那天他只给我打了一针，又用白纸包了些小白丸给我，没花几块钱。倒是我标准的涟水方言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涟水成集的，没想到他竟然说他的老家离我家也不远，在梁岔街的西边，不过，他很少回去，因为那里只剩下他二爷一位亲人了。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老军医的夫人在一旁听着。老军医的妇人皮肤也白，微胖，烫着头发，非常洋气，与老军医很般配，一看就知道是个地道的城里女人。她斜睨着眼睛，带着一种城里人对乡下人天然的俯视问，那你到这儿是做什么的？当她听说我是在华顶上班时，她自动调整了一下看我的角度说，那还不错。当时的华顶在新民东路上是个老少皆知的“名企”，工资比较高，让人羡慕。
从此以后，我以及我的妻子还有后来带过来读书的两个小孩，一有头疼伤风不舒服的地方，立即就会想起不远处的老军医，他成了我们这些农民工在城市里漂泊的依靠。因为那时我们刚从农村来到城市里谋生，不认识什么人，遇到一点问题就有一种孤立无依的不安全感。另外，我们手里也没什么钱，到大医院看病，也承受不起。
甚至于还在农村家中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遇到什么心脏问题，以及血吸虫老粗腿等问题，我也拿来向他请教。每次，他听了我的问题后，都凝视着前方，然后像演讲一样富有激情地为我解答，他那澄明的目光依然令我难忘。
每次，我都如获至宝一样地把他的解答内容带回去，对家中正在承受疾病困扰的老人说，这是我认识的一位从二院退休的老军医说的……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上班，纪家楼小学的老师打电话到厂里找我，说我上二年级的儿子肚子疼，让我到学校把他带回家。我听后立即请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学校赶。在路上的时候，由于我用力过猛，车链条掉了三次。
等我赶到校门口的时候，儿子已经拎着书包站在校门口。虽然是肚子疼，但儿子第一次看到我来接他，显得异常高兴，他把书包使劲地往我手里一塞，然后就高高兴兴地自己往我的车座上爬。我一阵心酸，平时我们夫妻两人忙着上班挣钱，从没有时间接送，儿子和他姐姐都是自己沿着楚秀园边上的台阶走回家的，单趟要有三四里路。
我立即把儿子带到离学校不远的一家医院检查，这是市区最好的一家儿童医院。一位高个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医生让儿子躺在小诊床上，他用手仔细摸摸儿子的肚子说，是阑尾炎，住院开刀切除，不然以后还会复发。我问要多少钱，医院说一千五百元左右。我赶忙说，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那就下午再来住吧。其实，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就这样住下来，在儿子的小肚皮上划上一刀，我心有不甘，我要把儿子带到老军医那儿去看一看。
到了老军医那儿，老军医摸了摸我儿子的头说，小家伙今天又调皮的啊，怎么没上学？刚吃过“香喷喷”肉串的儿子嘻嘻地笑着，自己掀起衣服给老军医看。老军医仰着头，作思索状，用一双温暖的大手仔细摸着儿子的小肚皮，边摸边问儿子疼不疼，最后他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这不像是阑尾炎，有时候肚子上的淋巴结发炎也会肚子疼，先挂一针消消炎再说。结果是我儿子的肚子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儿子都长大了，也从没见过什么阑尾炎的踪影。
哎，医生真是一个既可以救人又可能害人的职业，而每一次都取决于医生的技艺和良心。
后来，我所在的工厂为了扩大生产，搬到了开发区的青岛路，我也在其它地方买了属于自己的住房，远离了新民东路。
有一次，我又情不自禁地回去找老军医，发现他原来的诊所已经变成了炸油条卖烧饼的门市。我向周围人打听，有位阿姨说，可能不开了吧，他家住在西边的二院宿舍，前几天看到他家老奶奶背了一筐的喜鸡蛋，说是儿媳妇生了，回家带孙子啦。原来，老军医的儿媳结婚多年未曾生育，怪不得老军医夫人的眼里以前一直饱含着焦虑呢。现在好了，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以前在那里认识的人大都忘记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或是只剩下一个干枯的名字。但老军医的样子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暂住证，我心底永远的痛
“暂住证”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屈辱的标签，贴在我的脸上有六七年之久。
那时，我刚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打工，虽然没有人称呼我们农民工，但我们自己感觉到自己就像长在麦地里的野草，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对于这个虽然只有巴掌大的小城来说，我们是一群异类。
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我们把淮安周围的沭阳话、泗阳话、涟水话、楚州话都带了过来，杂烩了小城角落角落的语言。那时，听当地人讲话说“这滩那滩”（这儿那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才是当地的原住民，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令人仰慕。
另外，还表现在吃穿住上。想当年，我们公司在淮安成立，在新民东路上涌进了一大批像我这样进城打工的人，那些一夜翻身的蔬菜队的居民们拿着我们的房租整天吃着大鱼大肉，而我们有的人到菜场上捡烂菜叶，有的人专挑便宜的菜买。人家每天早上一大碗肉丝面提膀面吃得面色红润，而我们偶尔去一回还弱弱地对老板说面条多放一点，然后打回去全家三四口一起吃。
住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当地人住的是堂屋大房间，而我们住的都是偏屋小房间，有许多还是顺着主房屋搭建的坡子屋，下雨漏水，墙上掉粉，地上返潮。穿的方面，我们这些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天天穿着工作服，条件不太好的厂很长时间也就发那么一件，没有换洗的，因此整天都是脏兮兮的。
最重要的一条是，还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了危险分子重点管理。管理的主要手段就是每年年底都要不厌其烦地查暂住证，没有办的就要交六十元钱补办。那时我们每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百元，六十元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谁愿意轻易拱手交给他们呢。
于是我们就躲。查暂住证的那些人很绝，知道我们是早出晚归，因此他们白天从不上门，都是趁晚上我们回家吃饭时把我们逮个正着。这和我们在老家时晚上到屋檐下的麻雀窝里掏麻雀的手法极为相似。
但作为像野草一样在城市里倔强生长的农民工，我们是不会就那样束手就擒的。稍微听到一点风声，我们下班后就不敢回到出租屋里，就连下口榨菜面吃吃的功夫也不敢停留，害怕一下子就被人来个瓮中捉鳖。
可是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呢？有的人到东大街舞厅里去跳舞，有的人到已经查过暂住证的同事家去避难，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在马路上遛达。那时的新民东路很萧条，路边大都是蔬菜队的蔬菜地，常年会有浓浓的粪水味随风飘到路上来，路边没有灯火通明的店铺，只有电线杆灯罩下昏黄的路灯，高洼不平的石子路上硌脚的石子，还有我们孤单流浪的身影。
我们在新民东路上一遍又一遍地走着，就像扫马路一样，与寒风一起，把马路扫得干干净净。路上渐渐没有行人了，就连鸟雀都归巢了，路灯也开始打哈欠了，可我们还是不敢接近我们出租房所在的那个黑漆漆的小巷，就像看电视时担心电视里的游击队会遇上鬼子一样。
一直到深夜，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我们才敢摸回去。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一户养猪人家的猪圈时（那时在蔬菜队还会有部分人家会接饭店的泔水养猪），猪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发出了几声慵懒的哼哼声，然后又香甜地沉沉睡去。这时，我多么羡幕这些猪兄弟啊，猪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圈，还有一个可以睡安生觉的地方，可我们却要在这个城市里东躲西藏，真是连一头猪都不如啊。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一觉醒来猛地打开出租屋的门，房东老太太迫不急待地向我们播报昨晚查暂住证的最新消息:昨晚查到蔬菜几队了，天没晚就开始了，己经查了一半了，今天快要到我们这里了……我们听着这些消息，感觉就像昨晚在离我们的不远处发生了一场刀光剑影的战争，而现在，战火已经快要烧到我们这里了。
房东老太太在躲避查暂住证这个问题上，立场罕见地和我们保持一致，因为如果我们被查到要交六十元钱，她作为出租房子的房东也要交同样的一份钱。因此她才会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搜集情报，及时地为我们通风报信。
当然也会有失手的时候。
有一次我六七点钟下班回去，正趴在出租屋里的折叠桌上喝山芋稀饭，一个穿着制服的民警带着几个联防队员像是天兵神将一样从天而降，把我堵死在出租屋里，任我编造各种鬼话来哄他们都没有用，最后忍痛交了六十元钱办了一张暂住证，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录。这张暂住证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还在我的“家庭档案馆”里收藏着。
还有一位在城里拖三轮车的老兄听到了动静后，跑到屋后房东家的简易厕所里躲了起来，一直有半个多小时蛰伏在里面没敢动弹。等他听到没有动静后探头探脑地冒出来时，浑身全都是浸泡已久的臭味，院子里谁都不让他靠近，说话都是远远地从空中扔过来。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他当即到外面忍痛扔掉了他那件破狗皮衣服——一件不知是谁送给他的旧的迷彩服。不过据说他后来又后悔了，半夜又悄悄跑到外面把衣服捡了回来。
还有人为那六十元钱奋不顾身翻墙头逃跑的，但很不幸被那些机敏的联防队员捉住了。同命相怜，看着和自己一样的农民工兄弟因为这样的原因被捉，我们的心在痛，泪在流。我们也怨恨那些势利的房东没有站出来拉拉弯子，让事情平和一点解决。他们只是充当了无聊的看客，不太关心我们的感受，只知道一天不差按时来收钱。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防止被查到后去办理暂住证，我们在新民路上增加了一个“前卫哨”。那时，在新民路路边有一家百货小店，老板娘是个中年女人，戴着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我们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她的男人就在附近派出所的联防队上班，因此，我们平时都讨好地跑到她店里买东西。满心想问查暂住证的事又不好经常问，有时只是装作随意问上一两句。还好，老板娘人挺不错的，她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主动向我们透露一些有关查暂住证的动态，这让一些人幸运地逃过一次次追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铜墙铁壁般的户口政策有了一丝松动，城里开始兴起了买卖户口，一开始是8600元，颇有点供不应求的样子，后来又降到了6500元，再后来就不值钱了，在城里买个房子就可以落户了。
记得卖户口刚推出时，还是颇得一些打工妹的欢心。她们拿出了进城几年的所有积蓄，再伸手向父母要点，买下了这个象征着幸福美好的户口。一是可以避免躲避查暂住证的劳累之苦，二是可以不用委曲求全就可以在城里找个称心如意的对象。
可是，让她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户口的迅速贬值让她们的血汗钱打了水漂，甚至给别人留下了想高攀而不得的笑柄。后来我们想了一想，户口既然都可以买卖了，说明也就不值钱了。
前些日子，当我看到新闻说即将用居住证替代身份证时，说实话，我的心是麻木的，虽然现在我仍然是吃力地苛且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但我早已不需要用一张被塑料壳包裹着的硬纸片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了。我己在这个城市里有房有家了。这条新闻虽然彻底抹平了城乡差别，但依然抹不掉我心底的那道伤痕。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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