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长征

　　家字的组成有两个部分，宝盖头代表低矮的屋檐，下面豢养着一头吭吭唧唧的猪，月光落在屋檐上，院子里的老椿树正在落花，一粒粒细小的花朵，代表时间在节气中凋零。我家的那头老母猪，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母性，是村庄的功臣。很多人家的猪都是她的儿孙，所以日光晴好时常有一群猪在低矮的土墙外走动，蹭墙，似乎是来探视它们劳苦功高的母亲或外祖母。

　　我不能偏离太远，就像一说村庄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村子里的鸡鸭牛羊。我要说人，人才是一个村庄的基础，那些长大成人之后的人，无一例外都曾有过单调或美好的童年，都曾在孩子堆里，以自己的视角学习如何长大，如何在多年以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过家家是一种属于孩子的游戏。二皮当爹，黑妮当娘，傻二最喜欢当大家的孩子。当然，有时我们也觉得无趣，谁也不希望以后有个傻二那样的孩子：鼻涕流过河，浑身脏兮兮。这时木圈就会出来重新推选，让傻二一下升到爷爷辈，坐在一旁的土墙上，不许说话不许动，像一个升天的牌位。二皮和黑妮的婚礼开始，有人嘴里发出滴滴答答的唢呐声，另有两人双手交叉握紧，黑妮坐在上面。二皮则被一个扮成高头大马的背起，晃晃悠悠。

　　大家齐声唱：呜哩哇，呜哩哇，娶了个媳妇一脸麻儿，瘸腿的姑爷骑大马。红砖墙，琉璃瓦，滴滴答答就到家。有人问——到家了吗？有人应——到家了。大家便会把新娘和新郎重重摔在地上，或者强摁着黑妮和二皮的头拜天地，碰响头，叽叽喳喳的笑声像一群慌张飞起的麻雀，窜进村东的小树林。

　　我看《红楼梦》，常会产生小孩过家家的错觉，黛玉，晴雯，薛蟠，宝玉，一干人等在一座夸张的院子里，不事生产，只觅风月。一直到后来读琼瑶，心中的疑问越来越深——他们难道只靠你侬我侬活着？他们难道不需要在河滩上开垦出一片庄稼地，他们的归宿莫非都会像红楼梦的结局，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死亡总是来得突兀，没有预设好情节就呈现出悲惨的结局。二皮死的时候惊动省里的公安局，专门派人限期两个月破案。破旧的小院依旧破旧，除了死亡还散发出一股陈年的气味。二皮有一台联合收割机，昨天下午有人还看见他骑着摩托去县城，说是去车收割机上的零件，谁知夜里命丧黄泉。

　　血色弥漫，有关二皮与一个外乡女人的故事一经渲染，慢慢浮出水面。

　　外乡女人二十几岁，正是生机蓬勃的年纪。外乡女人的男人是木圈，有年木圈出门打工，两人在海边的一座城市相遇，领回家，简简单单举办了婚礼。几年后，有了孩子。有次打工回来的木圈听孩子说，二皮哥咬妈妈的嘴。一颗仇恨的种子由此种下。

　　我在叙述这些原本应该惊心动魄的情节时，常会被另一种冷静的力量引领，并非置身事外，或没有丝毫同情。一件事的源起，往往很早就在某处埋下伏笔，你想偏离预设的轨道，或跳出命运的诅咒，几乎不可能。二皮十八岁和黑妮结婚，黑妮比二皮大五岁，这在当时的乡村不算稀罕事，二皮也曾闹过，出走，最后还是被父亲强摁着头行了合卺之礼。

　　往事一幕幕浮现，过家家作为一个单纯的游戏，曾深深刻在我的记忆。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的命运如何发展，就像那天凌晨时分从县城回家的二皮，把收割机零件丢在地上，沉沉睡去，粗大的木棒却已高高举起。

　　省公安在县城宾馆调取的录像显示，凌晨三时，二皮从宾馆匆匆走出，身后跟随一个年轻女子，坐上二皮的摩托车。说话有些磕巴的木圈，在闪烁的荧光屏里显得有些不真实，木圈说：我从水泥厂晚上八点下班，打她（外乡女人）电话关机。凌晨三时我早早起来去车站拉客，看见他们骑着摩托离开宾馆，后来我媳妇在一个路口下车，我就跟着二皮一直追到村口，在村外抽了几支烟。他不死不行——木圈在连续重复了三次这句话时眼里分明闪着杀机。

　　凶器，就是那根带血的木棒。

　　一段游戏的结束就是另一个游戏的开始，我在煞费心机的书写中捡拾起曾经的快乐，也陷入很多次痛苦的回忆。有句话叫人生如戏，我曾那么不相信一个人在世间走过抱着某种投机的心态，有时却又不由自主将笔触与生活对接。是巧合，还是某种暗示？如同极不明朗的暗物质在我们的认知之外，却主宰着人间悲喜。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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