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臧卓
我不能考不上大学。为了上高中，挨了一巴掌，考不上对得起这一顿打么？
中考意外考了五中第一名，成绩可以上中专，上了中专就等于有了城里户口，那就吃国家粮了。父亲是一字不识的农民，但他知道这个理，所以当他得知我并没有报考中专，而被高中录取时，气急败坏，从四十里外的老家，吭哧吭哧骑辆自行车，来到城里，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给了我一记耳光。
父亲临终前不停地说话，好像预感到时日不多，他对自己做错的事情一一回顾，其中就包括打我这件事。他问我恨不恨他。如果能让他活着，我就是天天挨打也是愿意的。当初被打之时，觉得羞辱，而今一切烟消云散。他用心地疼我，心疼我的铁饭碗。我望着他临终前干瘦的脸颊，灰黑的脸色，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一阵风来就被吹倒的样子，想着他那时有力气打我，能盛怒之下来回骑车百里真是件好事。那次在众人面前打我后，他再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
父亲葬在东圩祖坟里，清明祭奠要通过一大片麦田，垄上野荠菜细白的花，坟边茅草大片的荼白，在清风中摇曳，东干河的涟漪从我的童年荡漾至今，父亲的坟枕着故乡的风故乡的水，我携女儿在坟前跪倒，泪落如雨。那个打我的人走了，纸灰飞扬中，我看到了他高高举起的手掌，它永不会再次落下。
高一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教历史的刘老师。他个子矮小，面容冷峻，是个湖南人。他的三个儿子都考上了清华，这位传奇爸爸用“扶南”话上课，哪里听得懂，第一节课后同学们就不断开小差。我不在开小差之列，我挺喜欢他的异乡口音，那抑扬顿挫的声调，我觉得有某种形式的美感。期中考试后，刘老师在众多不及格的历史试卷里，挑出一张满分卷，他不相信这成绩的真实性，将这位满分同学叫到办公室，拿出一张空白试卷要求当他面再做一次。那学生做得很好，他便放她回去了。被要求重做试卷的人就是我。现在回想，刘老师的举动算得上侮辱，可刚上高中的我把这“羞辱”当成了不可置信的褒赞。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世事如此，期待的一旦成为现实，人就会产生新的虚无感。高一的新鲜劲过去了，高二变得单调枯燥。窗外的梧桐树叶阔大，小鸟飞在上面啁啾有声，春雨落在上面淅沥有声，西风起，梧桐叶飘摇而下。我痴迷于这些声音，坐在教室里，耳朵却停在窗外。敏感的心无处安放，我开始写诗。后来好事之徒告知班主任，我被叫到办公室训话。班主任禁止我继续鼓捣“那些没用的东西”，他用指关节敲着桌面，噼啪有声。他担心我考不上大学回去务农，一个农村女孩的诗情在高考前是奢侈的。他敲着桌子，当着办公室很多老师的面直截了当地给我下了禁令，我难过得说不出话。
高中有很多老师，这两位老师尤不能忘，这两段记忆里头的较真和痛感太真实。
1988年六月，高考前一个月。父母照例农忙，收黄豆、割麦子、插秧，他们忙得忘了我。复习进入白热化阶段，班里同学恨不得抱着课本睡觉，我却静不下心来。想着父母累得腿朝天，我耐不住回家去帮忙干活。赶到家时已傍晚，暮色四合，新栽下的碧绿的秧苗，银箔一样的水田，淡淡的暮霭和远树，袅袅升起的炊烟……它们实实在在地在我眼前了，我的呼吸舒畅起来。那时我忘了书本里的田园诗，只阅读着这片土地，阅读这片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母亲，阅读我的村落——苍穹之下，它的轮廓疏淡迷人。
人站在水田里，左手分秧，右手插秧，腰一弯一弯，头一点一点，我妈称插秧为“磕头”。和妈妈一起在水田里磕了一天的头，第二天回到学校，我就没法上楼了，腿僵直到上一个台阶都困难。我扶着楼梯，一步一顿，快高考了，同学以为我生了病，都关心询问我。他们不知道水田里的辛苦。
1988年7月，副热带高压控制中的黄淮平原，室外气温超过四十度。我坐在考场里，环顾四周，热浪从窗户外扑进来，汗珠从额头鼻尖一层一层往外冒，衣服黏在身上，热得起火。为防中暑，考点用大冰砖降温，冰砖放在过道里，融化的冰块在水泥地面洇出水汪汪的一滩，至今我还能记得脚碰到冰水的一瞬间的清凉。我眼前的那张高考卷把我最终带到了南师大中文系，我在那里参加了江南岸诗社，不再躲着写诗。
多少年过去，我在中学教书为业。晚值班的时候，瞥到某个女孩正对窗发呆，或者某个男孩数学试卷下压着一本小说，总不忍心惊扰。在他们的身上，我仿佛能看到当年的自己。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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