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大伟
路遥。星稀。
拉长的灯影，心事散布。
摩托党寒冷的马达声刺穿每一个黑夜。他们不睡觉，借用这块干净的黑板，涂鸦自己慌乱的灵魂。我也睡不着，灵魂处于干烧状态，思想的蒸汽令我头脑发热。
黑夜是不易撕开的。星点的光骤然亮起，周遭事物便小心翼翼地耸起肩头，开起圆桌会议，可又白又胖的月亮像达利笔下的耶稣还别在夜幕的一角，俯视着那一点微光，现实充满了神谕。借着那点微光，我躺在嘎吱作响的小床上，听风扫过被夜幕经营着的梦境，想象一本书，空白着，此时，我不知道文字去了哪里。当月光普及了黑夜，人间的微光似乎就丧失了理论上的独特性，只能在想象中的事物里回光返照。
可那本书依然空白着，我躺在嘎吱作响的小床上胡思乱想——其实月光活在卑怯的微光里，无形的文字活在空白页。
光，捅破了黑夜，谁在御光而行？
光是火种的外化，普罗米修斯盗得火种赠与人类，也同时赠与其黑夜之光，这种光让人类有了跟自然叫板的勇气。但是，还远远不够。在原初的自然膜拜中，光，蛮力而高高在上，它塑形了一切并让人类自惭形秽；当绘画语言出现的时候，光才有了文明的表达——画家们发现，光流动在不同事物上，沾染了多种气质，譬如梵高在画面中用高强度的色相和冷暖对比，赋予颜料以强烈的视觉张力，似乎每一笔对比色都具有发光的属性，且每一笔都透支着一种希望。“印象派”们则把光的暧昧发挥到极致，当你站在《印象·日出》或是《鲁昂大教堂的西门》面前，世界仿佛是凝固的，只有色彩在瞬息万变，碎片着，又碎得完整。前不久，朋友的油画展在省博物馆展出，令人讶异的是观者寥寥。我在朋友的画作前驻足良久，不愿离去。在我看来，朋友是属于那种“敬畏神，又想把神拉下圣坛”的天赋画家，他在对光眷恋的情绪表达及生活涓滴意念方面的那种写意，泄露无疑。
我想起拉图尔先生和他的烛光。在画家眼中，光几乎就是神。在我眼中，四个世纪以前的拉图尔先生扮演的就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角色，我称其为“偷光者”。所谓“偷”，实在是因为他将光的荣耀都赠与了带有宗教庇佑的普通民众，而非当时的达官显贵。画笔在他手中仿佛化作了劫富济贫的利器，而非歌功颂德的铭牌。我久久难以忘怀他的一幅名作《油灯前的抹大拉·玛利亚》。画作描绘了当过妓女的抹大拉·玛丽亚，在为过去的罪恶而闭关苦修。画中的女性面部在昏沉的油灯下，曝光着复杂的情愫：反思、忧伤、迷惘、憧憬、沉静……特定的构图和光的渲染塑造了失足女性的另外一面，值得玩味的是，出现在画面中心焦点的搭在抹大拉手下的那颗骷髅头，一抹逆光勾勒出死亡的轮廓，似乎伏笔了人物内心活动的走向。我暗暗猜想这位画家一定渴望对“黑夜”的秘密了如指掌，不然，那些光又何以照亮了黑暗之外的一些东西。我不确定那些在夜晚摇曳着昏黄的烛光（或是油灯发出的幽冥的光）对这位画家意味着什么，从观者的角度看，宗教性的追求和对生死的省思是打在作者身上的烙印。只是，拉图尔先生一生都在用这种异常强烈的光影关系来作画，我很好奇，在他所处的时代，那个人热衷于在黑夜里拿光说事儿的偏好。这种固执与坚守，仿佛是个宿命，有时候，画家是需要暗合某种宿命论的，如同梵高的热烈孤绝，如同萨金特的善良敏感，与政治家或军事家相匹配的阴谋气质如出一辙。
17世纪的法国，美术界的“权力美学”大行其道，这似乎是一种魔咒，延绵笼罩在任何一个时代，但拥有独立审美坚持的艺术家层出不穷。他们都是所处时代的“孤家寡人”——徘徊在喧闹的世界里，心却坚定地走进一条小巷。我忘记哪位仁兄曾说：“取得权力的人，就会失去美学的位置。”上世纪60年代同为法国人的让·科克托则慷慨陈词：“离开宴会和饮酒的人们，你我深知此举将如何引人侧目……”
我在拉图尔先生的画室里逡巡，远远的，几组人物的棱角勾勒在烛光边缘，烟雾袅袅，黑夜的面纱被画家轻挑了下来。我一直怀疑他是在地下室作画，但又怀疑他仿佛把星空画在了身边，又或者把画室建在了茫茫宇宙间，否则，我不会对他的作品产生某种天然的敬畏感。对十七世纪的画家而言，光影始终是个着迷的课题，战乱时期的人们在画面里寻找那一丝令人慰藉的圣光，来温暖内心，抵御贫瘠的物质世界，丰满单薄的精神世界。
拉图尔先生在世时，他的画室烛火通明，与星空同在。令人唏嘘的是，过世后，黑夜之光，无以为继，他很快被世人遗忘。可拉图尔先生只属于夜晚星空的幽微，他活在自己的精神之光里，而这点光终究穿越了数个世纪，点亮了现世的眼睛，正如有人所言：“他就像黑暗中的蜡烛，一旦点上了火，就很难不正视他的光芒。”
这么看来，人是要有点精神奔头的。
是夜，很柔软，星星很锋利。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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