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文颖
事情得从一本书说起。这是本与中国女人有关的历史书，但讲述者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女人，更不是与那段历史同行的人。因为热爱中国，尤其因为热爱中国历史上那个名叫司马迁的人，因此这位胡须浓密、双目深凹的西方学者才有了现在这个中文名字——史景迁。
这书最高潮的地方出现在快要结尾的第五章。讲的是明末清初，1672年1月的一个雪夜，在一个离奇而又绮丽的梦中，山东郯城妇人王氏被她的丈夫、任姓男子掐死在枕席上。
那天郯城的雪下得白茫茫的。一点不像要停的样子。然而乡村妇人王氏的生命却已经匆匆忙忙地走完了。她那短暂的、绝无睡梦绮丽的一生大致如此：
她生在山东郯城。这个城市在1641年有过大灾，地震过后，人们找不到东西吃，就互相吃。这地方还不仅仅是地震，还有水灾、旱灾，蝗灾，军队来了，邪教也不消停，土匪则像黑夜跟着白天……在1641年的县志中，关于饥饿是这样描述的。说在这一年，即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敢一起走到田野里；有夫妻两个，感情比较好，一日抱头痛哭，说现在我们俩只能活一个了，怎么办啊？关于贞烈，县志里举出的数字，是十三个女人为此自杀；至于通奸，假如被当丈夫的当场抓到，杀人则是完全有理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分享不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偏僻县城，和很多“受苦受难，缴租纳税，却很少得到回报”的女人不一样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妇女王氏做了她一生中唯一的梦──和一个陌生男人私奔──然而没过多久，王氏被孤独的抛弃在了路上。梦成了噩梦。而正是这个未完成的梦给了她致命一击。
在被丈夫掐死的那个晚上，临睡前，“王氏脱掉外套、裤子和笨重的鞋子。她的小脚上穿了一双磨损的软底红布睡鞋。她的夹衫是蓝的，还有一件白单裤。她把这些衣服放在草席上，她入睡时，任在一旁等待。”
在任的双手深深掐入她的脖子前，王氏做了一个变异的性梦。那是无比绚烂的一个梦。充满了色彩和光明。花，丝带，祥云，轻风，被露水打湿了的鞋和袜。这是灰败的郯城、没有丝毫色彩的女人王氏的一个梦。在这个梦将完未完的时候，她被自己的丈夫掐死了。尸体被扔在雪地里，直到她被人发现的时候，她看上去几乎还像是活着：严寒给她死去的脸上保留了生命的色彩。
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史景迁系列之一──《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封面是素淡一片，茫然而又无解。我更感兴趣的是台湾的麦田版，我在网上偶尔看到过它。想像中王氏的面容深深地吸引了我。沧桑的形貌背后，是沉甸甸的三个字：知天命。
现在终于说到了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并非是对于苦难的铺设，或是对于困境的愤怒。而是这种熔杂了天命、忍耐、安详和漠然的王氏的表情。沉甸到麻木的表情。
黑格尔曾经这样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从这个苦难的王氏妇女的脸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无限庞大的东方帝国，以及无数无数几乎类似的臣民。直到临死，都无法变幻的表情。张爱玲在《华丽缘》里描述正月乡下看戏的民众。“男男女女都好得非凡。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这些所谓的点，讲的就是一个又一个长得相像、或者不相像、已经死了、或者正在死去的王氏们。
对于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来说，通过《王氏之死》，他建构了17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王氏的身世极其平常，就连是不是孤女也无法得到完全的考证。她就这样被生了下来，可能从小被人收养，然后结婚；她糊里糊涂的（也可能并不糊涂）和另一个男人跑了，那个男人也极其平常，不知道他叫什么，更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唯一有点戏剧性的是她临死时的场景。非常惨烈、悲哀的场景。她的内脏开裂了，她的双脚踩破了席子，但她的丈夫没有丝毫要松手的意思。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死仍然是有着美感的。她穿着软底的红棉鞋，躺在树林的空地上。白雪渐渐覆盖了一切。在这个幽谧的片段里，死亡有着东方式的特别的诗性。
她躺在林子里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越过她的身体，被我们无意中瞥见？这一段被无数人忽视、被无数“雄伟的废墟”掩埋的人生，史景迁从容地把它扒了出来。被人们称作“像天使一样写作”的史景迁，淡然地讲述着它。在苦难里仍然有着梦幻。一切的梦幻最终又归于苦难。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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