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红莉
年画的本源，起于民间，活于民间，离不开胖娃娃怀抱锦鲤图。娃娃不仅胖，而且一律男孩，白赤条的身上系一只大红的肚兜，怀里的鲤，是锦鲤——鲤，这个鱼种擅长逆流而上，于关键时刻，飞身一跃，这在民间无形里就有了一种象征，逐渐演化为“跳龙门”之意。中国的民间最重视什么？是繁衍生育。咧嘴大笑的男娃娃作为最恰当的代表，人们对于他的期望，是长大成人后的鱼跃龙门。
除了繁衍生育，民间还关注另一件事情，那就是长命百岁，所以，年画里断然少不了这一项，分别是“松鹤延年图”或者“寿星托桃图”。前者的画里有松树和白鹤——松是万年的松，也叫万年青；鹤是仙鹤，红嘴白足，不老的，终年飞翔在“有”与“无”之间——这样的画适合挂在厅堂，我们也把它叫作“中堂”，所谓贴中堂就是贴这种松鹤延年图，每年贴的都是新买的，年年如此。中堂左右再配上一幅对联，端正，肃穆，下面摆了花几、八仙桌和木椅，自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大人将祖先们从天上请回家，每天早晨用餐前务必呈上三碗清粥拜祭，以示尊敬。孩子们立在桌前，双手合十，默默等一会，偶尔，眼光越过碗内袅袅飞升的热气直达壁上的中堂，所有的祖宗仿佛齐齐幻作了青松、仙鹤。
在我早年的记忆里，每一家祖先的面貌几乎是大同小异的，他们都化作了青松、白鹤，一齐被悬挂在堂屋。至于“寿星托桃图”，一般贴在厨房——民以食为天，食为生命之本，一个人若要长寿，当然离不开吃食。那么，就少不了拖着一把白花花长胡子的宽额老爷爷，左手拄着深枣红色松木拐杖（拐杖同样做成人形，上面是一个生得富态的老寿星写意，以审美的眼光看，简直是一件上品木雕），右手托着一只巨大的红桃，笑容可掬地站在厨房的墙壁上。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锅灶上粘贴的红脸灶神，它凶神恶煞，不得小孩子喜欢，甚至有恐惧，不愿多看一眼。早年，我一直不解——为何中国的神仙鬼怪大都生着一副凶悍的脸，后来慢慢明白，那是有着震慑作用的，它震慑的是人心里的小奸小坏，让你看着它们的那张脸就已溃不成军了，谈何作恶多端？西方的宗教人物则迥然不同，它们的形态一直是宽容温和的，甚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形象，一律以慈悲为怀，意在感化，让人生忏悔之心。人一旦有了反省之心，还谈得上作科犯奸么？同样是教化，在东方与西方，则达到了冷暖两极。
与凶神恶煞的“灶神”相比，“钟馗嫁妹”简直可亲得多——尽管在孩子们眼里，钟馗是那么丑陋凶悍，他眉毛倒竖，眼白频翻，双刀在握，迈出的步子像醉汉，东倒西歪，高抬慢走的，比起哥哥的鲁莽，妹妹则显得弱质些，即便她的脸被闷在红盖头里，听大人们言，也着实不大好看。相比起主角来，孩子们最爱的则是那些抬着嫁妆的老鼠们，它们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幸福感、喜悦感溢于言表，妹妹的嫁妆，被它们抬着，扛着，背着，一路乐不可支，吹吹打打，浩浩荡荡，如开赴前线的士兵，穿红着绿，直把人间喜事演绎得锣鼓喧天。
腊月，正月，正是民间嫁娶的好月份。“喜鹊登枝”的年画，终于派上用场，新房里少不了张贴它的位置。喜鹊与乌鸦，原本都是一身黑羽的鸟类——为什么喜鹊一跃而成为人类的坐上宾，乌鸦则如此不招人待见？——乡下人的房前屋后都植有大量树木，一旦喜鹊停歇在树上歌唱，人们会预知，那家该有喜事了……若是乌鸦呢，主人快快将它轰走，心底还隐隐埋着不痛快。鸟儿原本与封建迷信扯不上关系——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乌鸦就是一种不祥的鸟。它喜欢火，而且擅长衔起正在冒烟的燃烧物，放在人们的屋子里，时时燃起一场冲天大火……中国人对于乌鸦的不耐终于在西方神话里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喜鹊登枝”里的喜鹊，登上的都是红梅，火一样热烈的红梅开得正酣，大红的光芒映照在喜鹊身上，有淡金的幻影。报喜鸟落在红梅上，不就暗合了抬头见喜一顺百顺的意思么？到这里，不能不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同样是祈福，用绘画来表现，向来多姿多彩；若用方块字的话，更加层出不穷——仅仅“福禄安康”四个字里，就包含着一切美好的祈愿：生活安宁，身体健康，福财双有，到了这一步，人还祈求什么呢？
什么也不用祈求了，于是想起来挂上红灯笼，贴上门联、门庆——新年的风一吹，花繁柳绿的门庆肆意飞舞，人们进出于门扉，红纸屑借着寒风一点两点，飘下来，正好在黑发里落脚，拂也拂不脱，索性让它们粘着去，也不碍事的，反而添了喜气——话说了几个来回，还是落在了这点“红”上，中国人对红色的衷情由来已久，连少女的黑发上，扎的都是红绳，喜被也是红线缝上的，红包也是红纸做成的，还有一响冲天的爆竹，同样由红纸层层叠叠包裹着，惊天动地的霹雳后，散下一地红纸屑，小孩子踩在上面，松软喜气，他们不时从怀里拿出从家里偷来的零散爆竹，趁人不备，点着，裂帛一声，炸得魂飞魄散，但，转眼，心神也就定了下来，到底还是那一抹红，给人以暖意……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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