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羊
在我们经历的岁月中，每一个年头、每一寸光阴都是独特的。在时不时的回望中，我们会发现，因了一些永生难忘的人和事，有一些年份会在心底驻留更久。
二十年前的夏日，我得到了被县中录取为统招生的消息。当时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却又不至于激动，因为那时我尚不满14周岁，对人生、命运的理解还处于某种无意识状态。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重新认识到那个夏日的意义——我的人生分水岭，当然也是许多和我一样的乡村少年的人生分水岭。
1990年代的苏北乡村，天空湛蓝，可蓝天之下的世界却又那么逼仄，乡村少年找不到几扇眺望世界的“窗口”。电影《人生》里的高加林，通过《人民画报》去想象大城市（这是由高楼大厦、汽车飞机构筑的现代化图景）。二十年前的我们并没有高加林式的自觉，但外面的世界却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和抉择。
读初一时，班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农家子弟的出路，一是读书，二是当兵。但对大多数乡村少年来说，最现实的出路还是苦读，舍此之外，别无依凭。
进入初三后，原先的七个班“瘦身”为五个班，其中两个“快班”约有120人，三个“慢班”近200人，而“瘦”掉的两个班的同学已提前步入社会，开始了萍草一样的飘零。如果加上许多连初中都没考上的同龄人——在我们乡，1997届初三毕业生应不下500人。经过八九年的学习，全乡仅剩100多人还留有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我后来与初三同学聚会时常自嘲是“幸存者”，这绝非自鸣得意之词，而是看到了超高淘汰率之下命运的残酷、卑微，以及深深的无力感。
“幸存者”的苦读是悲壮的，以至于多年以后回忆起来，我们仍唏嘘不已。乡村中学的夜晚，并不明亮的教室里，所有人埋首于山一样的书本堆里，面对一道道习题抽丝剥茧、绞尽脑汁。晚自习下课了，多数人回到宿舍准备就寝，仍有不知疲倦的少年端坐于书桌前，靠昏黄的烛光继续着辛苦的学业。
那昏黄的烛光，是乡村少年的希望之光，尽管微弱，却折射出他们蜡炬成灰般的执着。烛光照亮的教室，是乡村里的孤岛，恰似孤独的乡村少年的青春镜像。
与学业之苦如影随形的，是物质生活的贫乏。除了少数同学拥有体面的衣着、丰富的饮食，大多数人住集体宿舍、吃食堂大灶。早晚稀饭卷子加大头菜，中午米饭菜汤。父母心疼孩子，每月给几块零用钱，可以在三餐时再买份两三毛钱的小菜，比如韭菜、藕片、豆芽，油水自然很少，肉更是免谈。我和阿宝觉得吃饭浪费时间，决定去集市批发方便面。路上看到小饭店里在下饺子，受不住诱惑，一人拿出2元钱吃了顿饺子。直到多年以后聚首，我们还一起心疼那顿“奢侈”的饺子。
物质生活的窘境甚至延续到“战时”：6月14日中考开考，前一天中午，大家来到县城的一间小旅社，在客厅里打起了密密麻麻的地铺，天花板下，唯一一台沾满灰尘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
双重的苦并没有扼杀乡村少年的朝气。尽管大家看上去形容枯槁，但挑战苦难的姿态里却透露出一股特殊的劲头，仿佛每一天都在背水一战——为着没有名字的希望。这种希望看似模糊，却关乎命运。在快速城市化的境遇中，曾是广阔天地的乡村越发他者化，农家子弟只有奋不顾身地“向城市进军”，才能进入时代编织的主流价值体系，进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是乡村对城市的臣服，也呈现出现代性的无坚不摧之力。
很显然，在通往“现代”的路上，乡村少年比城市子弟慢了一程，而许多人毕其一生，也没有赶上这一程。在时代演进的逻辑面前，命运是残酷无情的，甚至不公平的。天资、出身、家境等，随便一个因素就能决定人的一生。好在那时的乡村中学，教学质量并没有沦落成今日的模样，凭借苦读还能“眺望城市的灯火”。
对农家子弟来说，面对命运的抉择，要考量的还有很多很多。填志愿时，我只报了县中统招生和县里的中师，在“是否接受自费读县中”一栏打了大大的叉——贫乏让我们过早懂得并体恤父母的艰辛，不愿为了自己的前程，让父母再背上几千元的负担。如果没考上，我现在恐怕正在家乡某间小学的课堂里，挥舞着教鞭，进行着我的乡村老师的事业吧。如果这一切是真的，我会不会后悔，为了节省区区几千块钱，失去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这一切并非不可能，1997年的中考考场上，稍有差池便可能答错一两道题，那么，秋季我走进的将是中师而不是县中。
中考揭榜后，有的同学如愿以偿，有的功亏一篑，但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接受现实。红伟也是。她和我的志愿一模一样，最后没有考上县中，而是上了中师。尽管还有别的种种原因，但现在看来，从二十年前的那个榜单开始，我们就步入了不同的人生轨道，那从未说出口的青梅竹马的爱情也戛然而止了——我的1997年，有着幸运的音符，更有着最无奈的伤怀。
从二十年前的那个人生驿站出发，我们继续踏上苍茫茫的天涯路，却又注定是各自的漂泊。但思绪每每回到1997年，那一年的种种便清晰如在眼前，带着忧伤的1997年，注定是此生最难忘怀的恋曲、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行李……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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