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志玲

　　那时，放露天电影是我们村的“大事”，娶新媳妇、老人做寿、添了大胖小子、孩子考上大学等喜庆事，很多人家都会放电影庆贺一下。

　　一般人家，前几天就会放出消息。到正日那天，中午将放电影的人请来吃饭，下午三四点钟，选择一个开阔地，用两根又高又粗的竹竿，把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黑边的银幕固定好。如果有树，干脆绑在两棵树之间。看到屏幕，人们像吃了定心丸，奔走相告。

　　每到这时，哥哥放学到家，匆匆写完作业，拉着我，带着小板凳，喊上小伙伴，一起去抢占好位置。等到大人们吃完晚饭，与约好的乡邻，拖儿携女地抵达，我们就可以玩了。认识的不认识的，凑在一起，捉迷藏、踢毽子、跳皮筋、抓瓦蛋、推铁环、跳格子等。一阵阵笑声，覆盖了乡村的寂寞与穷苦。

　　卖麦芽糖的也来了，我那时怀疑他是一位情报员。因为无论在哪放电影，他都会早早赶来，放下担子，敲着小锣，引诱着孩子们的馋虫。一角钱能买到一根筷长、手指粗的麦芽糖。如果没钱，可以捡尼龙膜、塑料鞋来换。

　　有次，我实在忍受不了麦芽糖的诱惑，脱下一只新买的塑料凉鞋换了一块。母亲发现后，气得在我屁股上啪啪留下几只巴掌印，我疼得捂着屁股大声哭起来。

　　我越哭母亲越要打，忽然有人跑过来喊“不要打了”。原来是那卖麦芽糖的将那只鞋子送了过来。母亲给钱，他不要。母亲只好跑回家，找了一个坏了的塑料盆给他，他又敲下一大块麦芽糖塞给我，心里甜滋滋的我早忘了屁股的痛。

　　夜幕遮住天空的时候，放映员开始校对灯光。那明亮的屏幕，瞬间给乡村生活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接着，雄壮而熟悉的音乐响了起来，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战友，激动得又喊又叫，伸出双手，对准灯光，左右摇摆。屏幕上很快出现各种各样摇晃的影子。几分钟后，激动人心的音乐再次响起来，屏幕上出现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五星，下面写着“八一制片厂”几个大字。

　　陆续的，那些看电影的人，从四面八方焦急而喜悦地涌过来。骑着自行车的，使劲摁着铃铛，一路格铃铃响，撕开夜幕冲了过来。开手扶拖拉机的，加大油门，冒着黑烟，车斗里挤满了男女老幼，看着银幕直喊“快点”。

　　没位置，就像孩子一样，扯把草，坐在前面地上看。坐着的，站着的，站在板凳上的，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的，越往后越高，像叠罗汉。爬树上的，草垛顶上的也有。电影声音很大，不断有人挤进来，队伍慢慢庞大到臃肿。

　　屏幕反面也有人，人反字反又如何？反正电影都看过好多回了，情节熟悉得如同左手对右手。闭眼就知道高传宝率领队员们来到了黑风口，山田开枪打伤了高老忠，高老忠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听声音也知道刘洪大队长领着队员炸得鬼子的火车升了天……

　　不过，也有人不是去看电影的，比如那些穿戴整齐，头梳得苍蝇都站不住的小伙子，他们来了以后，像猎鹰一样，满场去找心仪的姑娘。这时，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身上还喷点花露水的姑娘们，往往是他们搭讪的对象。

　　也有之前就相好的，利用这机会，想办法约会。我堂姐就是，大伯对她管得很严，不许她去看电影。堂姐早料到这招，提前找到我，告诉我怎么做。吃过晚饭，我就去磨，要堂姐带我去看电影。大伯只好同意。可是，到了场地，一声悠扬的口哨传来，堂姐塞给我一把糖，叫我去找妈妈，然后像燕子一样，倏忽不见了踪影。

　　当电影快结束时，不少人叫醒了睡着的孩子，很多人还哼着不太会的主题曲。人群像爆米花一样，四处散开，消失在黑夜中。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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