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千年古镇平桥，一条老街沿京杭大运河延展，人言“南庵到北庵，共长三里三”。当年，街上商铺林立，买卖兴隆。每逢三月初一“笑人会”，更是人流如织，一派繁华。在这长长老街、浩浩商海里，我的祖父管宜祺，出生佃户，家境贫寒，门面无一间，柜台没半尺，带着一家老小常年栖身在管宗祠堂，一辈子只是一名奔波街巷、做点小本生意的“提篮小卖”。然而，街邻乡里并没瞧不起他，而是敬重且亲切地称他为“祺爹”。
祖父生于1905年，早早就肩负起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那时的他，种地无田、开店无钱、学徒无门，“提篮小卖”成为他养家糊口的唯一选择。依稀记得，祖父的小卖提篮，时坏时换、各式各样，有竹篾编、柳条扎的，有铁锅型、木船状的，有米筛大、面箩小的，有挎在臂上、拎在手里的，有轻则几斤、重达数十斤的，将近五十年，提坏了多少货篮，真是难以计数！提篮里的“小卖”，香烟是拆成支、糖段是分成粒、青萝卜是切成丫、葵花籽是用小酒杯量着卖的。一笔生意也就几分钱来去，只因家无隔夜粮，今天不出门“混”，明日就揭不开锅。每天鸡叫头遍起床，祖父开始忙着洗萝卜、炒瓜子、搓麻团、做大饼，备好货物，人家还在梦中，他便挎着两只篮子上路了。从街北粮库到街南窑场，从汽车客站到轮船码头，从交易市行到众家店铺，沿途叫卖，街巷的角角落落不知被他踩了多少遍。白天忙完，晚上还要赶到戏园子、洗澡堂卖晚市，等到剧场散戏、浴室放水，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为了不耽搁赶生意，他一日三餐很少坐着吃，两碗稀粥，站在门口一气干喝完，碗一丢走人。逢年过节更忙，他很少与家人吃顿团圆饭，实在推不过，勉强坐在桌边，三口并两口，吃不办忙不办，提起篮子赶紧告退——他实在不愿失去“苦钱”的“黄金时间”。
直到我当兵提干每年春节探亲，他仍没改变多年的习惯。提篮，与祖父形影不离，伴随他日复一日起五更睡半夜、冒严寒顶酷暑；也曾跟随他冒着日本人的飞机轰炸，躲避日伪军的扫荡，举家“跑返”；还曾紧随他孤身跋涉几百里，寻找刚考上省立淮中的儿子（我父亲），后被长江阻隔无奈而返。
祖父的提篮小卖每挣分文都来之不易，他节衣缩食，花一分钱巴不得掰成两瓣。饮食上他从不讲究，忍饥挨饿是常态，“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是他的口头禅。提篮里的食品是决舍不得动的，偶有例外的是，大饼多日卖不出去，等发霉变质才煮着吃掉。他总是破衣烂衫、补钉打褂，夏天戴一顶破草帽，穿一双旧草鞋，冬天套上露两只眼睛的麻糊帽，裹一件老旧黑棉袍，一根绳子扎在腰间，很是惹眼。当兵第一次探亲，我为祖父买了一件普通的老头衫，他一直收着不穿、逢人便夸，直到病危临终前，还藏在一只提篮底下。
为翻建年久失修的老屋，每天卖完东西，祖父总不会让提篮空着——里面不是几块零砖碎瓦，就是从运河边拾捡的一些破铜烂铁，可惜他没能盼到新房盖好的那一天。
也许，祖父算不上真正的“生意人”——早上两篮子东西出去，晚上回家有时两手空空。祖母常抱怨，他也没一句解释，只是苦笑。原来，祖父的生意对象，大多是和他一样穷苦的底层人，他们从祖父这里拿得现货，却没现钱，或以物易物，或口头赊账。赊账欠钱太多了，祖父又不会记，天长日久就成了“糊涂帐”。其实，祖父心里也不是一点没数，他晓得穷人都活得不易，能帮就帮，吃点亏也是积点德。
因家境困顿，伯祖父终身未娶，祖父对他百般照应，伯祖父脾气古怪，常为小事与祖父闹别扭，祖父从不争较，出门时总不忘从篮子里挑块烧饼塞到伯祖父手中。伯祖父89岁去世，为把丧事办得体面些，祖父不顾75岁高龄，选墓地、办寿材、请帮办、行丧礼，样样亲自操劳，得空又提着篮子苦点贴补，后因中暑引发败血症高烧不退，两个多月后他随伯祖父永远离开了我们。
祖父穷不夺志，他用提篮小卖，让一家人在苦难中活命，而且供子孙读书。我父亲上了五年私塾，每年需缴纳两担粮做学费，祖父穷尽所有也在所不惜；父亲感恩笃学，13岁考上省立淮中，祖父每每进城看望，去时挑上两篮衣物，返程带回一担货物，负重百里也乐此不彼；父亲的书法与算盘在镇上屈指可数，祖父从未直呼其名，总是一口一个“大先生”。
当年镇上的澡堂，有大年三十“赶头堂”的风俗，说是可以洗掉一年的晦气，迎来好运。平日祖父忙生意，难得同我们说上几句话，趁“赶头堂”之际，他带着孙辈们半夜起床，我们一边帮他提篮子、拎东西，一边听着拉家常、聊事理……
多年来，祖父用他瘦弱的身体、微薄的能量苦苦支撑着家人的生计，1980年中秋，祖父因积劳成疾，累倒不起，他终于放下相伴一生的提篮小卖。祖父连续十多天昏迷不醒，似乎在补回一辈子因起早睡晚而亏欠的“安顿觉”。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幕——入殓时，祖父弯曲变形的膀臂怎么也拉不直、放不平。他怀着对提篮小卖的眷恋，带着终身形成的“职业特征”长辞人世。
祖父离开我们38年了，可是他的提篮小卖常常在我的睡梦中浮现，那个背影那声吆喝那些气息总是让我潸然泪下。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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