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之石，助我攻玉 ——于北山先生著述学记
借阅著作始结缘
2006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这套书依次收录了淮阴师范学院于北山教授累年所撰《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于蕴生整理）等三种宋人年谱著作。与此同时，我开始在南京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初步选定尤袤作为研究对象。“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杨万里《进退格，寄功父、姜尧章》）尤袤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并称南宋“中兴四大家”，作为一个群体，其余三人的行迹也是考察尤袤生平的有力佐证。翻检前贤相关著述，于先生《尤袤卒年考辨》（《南开学报》1980年第5期）即开风气之先，稍后有栾贵明先生《杨万里、尤袤集拾遗——〈永乐大典〉诗文辑佚之二》（《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陆游年谱》，欧小牧先生所著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印行；于先生作品，著笔于1951年，初版于1961年，增订于1985年。《范成大年谱》，孔凡礼先生所著者，齐鲁书社于1985年出版；于先生作品，则初版于1987年。陆、范两谱此次均是重版，惟有《杨万里年谱》经由先生哲嗣于蕴生教授整理完成，乃首次出版，其时尚未广泛流传。
2007年，我的博士论文《尤袤研究》正式开题，在初步考察的专业书目中，《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很快就由南京大学图书馆及时购进，而《杨万里年谱》却迟迟未到。“谁把尤杨语同日？不教李杜独齐名。”（杨万里《延之寄诗觅〈道院集〉，遣骑送呈，和韵谢之》）作为尤袤的挚友，杨万里的相关资料对尤袤研究中的探微钩沉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因此于先生的《杨万里年谱》自然成为我博士论文参考文献中的必读书目。正当我多方寻求该书之际，同门师姐许芳红恰受同事于蕴生教授委托，不辞辛劳亲自提携三谱返校，将其赠与导师莫砺锋教授，这样我才得以将其从导师家的书架上捧回学校宿舍案头，昕夕翻阅，逐年比照四人的事迹，孜孜以求恢复尤袤一生之行实。直至2010年博士论文搁笔，于先生的著述几乎与我形影不离，甚至还漂洋过海，随我一起访学英伦，领略了牛津的静谧与康桥的柔波。
借鉴范式终获益
“近代风骚四诗将，非君摩垒更何人？”（杨万里《谢张功父送近诗集》）自注：“四人，范石湖、尤梁溪、萧千岩、陆放翁。”所谓“摩垒”，即迫近敌方的堡垒，也就是挑战，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杨万里以此来褒奖友人张镃的诗歌创作水平，而我们今天亦可藉此凸显于先生的专业素养——他仅以一人之力，积数十年之功，历时代之沧桑，结丰硕之成果。三谱篇幅巨大，考证翔实，“既彰逝者之学术，且示来者以轨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明》）。
由表及里——注明文献的来龙去脉。年谱是用编年体裁记载个人生平事迹的学术性著作，史料的丰富呈现与详尽互证，使得谱主的行实清晰可见，从而成为确切可靠的信史。但是当真正面对这汗牛充栋的典籍，现代学人有的望洋兴叹，并不愿意花气力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大海捞针式地整理发掘相关资料；有的望而却步，试图泛海却浅尝辄止、知难而退。或失之阙如，或失之简略。而于先生则在遵循年谱传统特质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史学的特点，展示了自身谱学的特色。由“时事”而“谱文”再“注文”，由表及里，逐步勾勒出谱主鲜活的生命轨迹。“时事”交待了宋、金之间的和战形势，反映出谱主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谱文”涉及谱主的政治活动、文学主张、交游状况等，着力突出其爱国思想；“注文”包括了谱主诗文、仕历与交游的有关资料，对其行实一一注明文献的来龙去脉，所占篇幅最大，也最具学术意义。《陆游年谱》征引史料达四百余种，范、杨两谱也近二百种，特别是“由于圆明一炬，范集136卷，仅剩34卷，仅为原集四分之一。重要文献如奏议、政论、序记、题跋等等，又均在文集部分，已无由窥其全貌了……缘此，本谱不得不注意对其佚文的搜集、采录。”（《范成大年谱·前言》）于先生通过对手迹、石刻等第一手资料的梳理，获得了大量范氏佚文，在此基础之上再去恢复其相关生平。
与之类似，至今尚无一部辑佚全面、校勘精审的尤集注本，有关尤袤的研究资料也未经系统地搜集整理。这就给深入全面的科研造成了极大不便。有鉴于此，我的博士论文准备工作也是从钩稽文献，考索文本入手。所成《尤袤年谱订考》亦包括时事、事迹、编年诗、编年文、附考等五项：首列时事，记当年政局变化及国内外大事，以与尤袤相关者为主；次列事迹，考述尤袤之家世、生平、仕宦、著述及亲友、交游等；次列编年诗、编年文，编列其系年作品；次为附考，考辨有关之人事、地理、制度，并订补相关文献记载之阙误。
由点到面——注重细节的考订辨伪。于先生的著述是其长期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而考据辨伪则是年谱编写的基本功夫。《尤袤卒年考辨》一文即对尤袤生平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由点到面，从细节的点滴推敲到生平的全面描摹，通过精详考证，试图力辨前谬。尤袤卒年，前人大多采信元人尤玘所编《万柳溪边旧话》的说法，推定其生于靖康丁未（1127），庆元二年（1196）七十岁致仕归梁溪，八年后卒（即嘉泰四年1204）。于先生经过缜密分析，提出尤袤卒于绍熙五年（1194）的看法，其后吴洪泽先生《尤袤年谱》、顾吉辰先生《尤袤享年六十八》、吴鸥先生《尤袤小考·尤袤卒年辨述》等文章，均就于先生的观点申论之；以致诸多工具书、教科书皆从此说，几成定论。
2009年，我在访学英伦之际，经由师友襄助，获睹绍熙二年（1191）尤袤所撰《〈西塞渔社图卷〉跋》，其在文中径称“予生甲辰，与公同岁而衰病特甚”，“甲辰”，即宣和六年（1124）。自此，我才开始怀疑于先生文章的结论。像先生一样，经过一番细致的考订辨伪，最终完成了《尤袤生卒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2期）——尤袤出生年月，当据其《〈西塞渔社图卷〉跋》、佚名所编《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定为宣和六年（甲辰1124）二月十四日；去世年月，则据陈傅良《缴奏张子仁除节度使状》，定为绍熙四年（癸丑1193）六月；享年，应如《宋史·尤袤传》所载，是为七十岁。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尤袤生卒年界定的谬误”（曲鸣丽：《2014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2期，第14页）。
由此及彼——注意交游的补充互见。于先生的研究对象重在“四大家”这一群体，同时将覆盖面扩大到南宋中兴文坛泰半，几乎涉及了所有与谱主相关联者，由此及彼，注意通过群体性交游的考述，对谱主生平进行补充细订。从中既可窥见当时文坛的学术动态，也可互见其他相关文士的活动轨迹。宝庆元年（1225）冬，尤袤的藏书楼“遂初堂”大火，其一生著述损失殆尽（魏了翁《跋尤氏〈遂初堂藏书目录〉序后》）。这便是造成后世尤袤研究薄弱的一个先天性原因。由于本证的阙失，只能转而求诸旁证——刘佳先生《尤袤考·交游考》，凡15人；蔡文晋先生《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尤袤交友著述考》，凡42人（“李曾伯”误，其乃尤袤孙尤焴之友人；“周颉”亦不确）；张艮先生《尤袤交游考略》，凡23人。综上，我又详加考订，并再增补158人，总计204人。
借机致谢不忘怀
于先生曾言：“期对前贤述作，稍效补苴罅漏之劳；兼为当代学人，略备酌取旁参之用。”（《陆游年谱·再版自序》）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他的期望是实现了。通过对其著述的深入学习，我不仅顺利完成了百余万字博士论文的撰写，还先后发表了《〈云南志〉佚文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西溪丛语〉与〈昭明文选〉关系考论》（《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我似骑驴孟浩然——论中兴四大家对孟浩然的接受》（《孟浩然研究论丛》2011年9月）等数篇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章。谨以此文纪念于先生，并致谢师友襄助之恩。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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