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乱言，是我积重难返的陋习。亢奋加酒精刺激加习惯使然加环境烘托，终于把我压抑多年的话轰了出来：我要写小说。我对他们说。大家呵呵。我说我要写个关于一分钱的小说。王昉姐开始表扬我，说这好啊。你写，写完了我们《纸上》还给你登。我说那我还请客，请你们到我家里去吃。有个关于真诚的理念我在《锱铢记》里写过：在外面请客是交际，在家请客才是交心呢。好友张耀辉飘过来一句话，等你写好了再说吧。当时我嘴里正含着一个虎口圆大的本埠名菜钦工肉圆，听到他这句话，也没咀嚼，直接就想咽下去。当然和那句话一样，怎么能下得去？都横亘在我的器官里了。耀辉的话音里确实没有不屑，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著名报刊上发表小说了。我知道他是在爱护我，说出来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啊。我也感觉到他这句潜台词。但这回，酒精的力量是无敌的。都说酒场上的话不算。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写好这篇小说。
那个年底我到上海出差，夜幕降临的时候开始喝酒。酒店的老板是浙江宁波人，后来《锱铢记》这篇小说在宁波的《文学港》上首发。其间的关系现在想来神秘的有些玄。喝完酒大概八点左右，回宾馆睡觉。睡到凌晨一二点起来写，写到早上六点。写了大概七八夜，完成了初稿。起先不叫《锱铢记》，叫《一分钱》。后来还叫过《一分钱有什么用》《一分钱落入里运河》等令人喷饭的名字。读完苏童的《黄雀记》，我郁闷了半天——硬是没有从文字里找到黄雀的片只羽毛。那是怎么“记”起来的呢？我为什么不能叫锱铢记呢？上帝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改名字这件事上，苏童老师是上帝，我就是光。偏偏这光越照越玄乎。《小说选刊》编辑李昌鹏后来在他的责编稿签中说：“一分钱连‘锱铢’都不够，却让一位名医计较到底。”这句话，浓缩了《锱铢记》的全部文字。
关于上帝之光，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感受之多，以至于最后到视而不见的地步。记不清多少年前，我从广播上听到一个新闻：某人因为买书与商家产生了纠葛，最后为了一分钱把商家告上法庭。这个新闻使我开始关注一分钱在现实中的意义，领略美好的渐行渐远对人产生的影响。诚如小说中所言：“现在谁还能记起自己最后使用一分钱是在什么时候？”但是，一分钱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并未完全式微。尽管除非用于收藏，一分钱连乞丐都不要。而商家确实在用一分钱搞定价策略，我所在城市的大型超市里都有过这样的作为。于是，我硬生生地把生活中关于一分钱的痕迹直接刮下来写进了小说。乞丐不要一分钱是可以想见的。主人公汤戌因小失大也是可能的。关于一分钱的图画是我童年时的真实记忆。如上所述，有人因为一分钱而打官司在现实中也是千真万确的。派出所的经历我体会过，医生像小说里一样为我看过病。甚至小说里的那道菜——茨菇“读”豆腐，也是我拿手的……在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微信红包开始流行。一分钱在微信群里的发放也泛滥成灾。我想，假如这篇小说我再写迟些的话，这个细节一定会在小说中呈现。
在写完这个小说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这种硬写法。无论如何，每个人都不能穷尽所有的生活。而且，在作品中重复自己的生活是蠢材的无数次方。那么，用艺术的手法使自己的作品灵动起来，是我现在就开始的追求。事实上，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业余作者，“怎么写”相对于“写什么”要困难得多。
谢志强老师在2015年“十一”期间来我所在的城市讲课。当听说他要坐三个小时的大巴取道南京，再换乘高铁回宁波的时候，我断然要开车送他去南京。近三百公里的旅程，在车里，我们只有在听对方说话的时候，才停下自己的嘴巴。快要到南京南站的那一刻，他问我，你写小说吗？我说写啊，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锱铢记》。他问多少字？我说三万字。他说我们《文学港》最多登两万四千字的小说。你再改一下发给我。于是，我把这个曾投给国内数十家文学刊物都石沉大海的小说，改成两万三千字寄给了谢志强老师。后来，这个小说被刊发在《文学港》2016年第三期上。谢志强老师是责任编辑。
2016年农历二月二那天下午，素味平生的李昌鹏老师打电话给我，说《锱铢记》将在2016年第四期《小说选刊》上刊发。还说，在他《小说选刊》的编辑生涯中，只编过三个人的小说处女作。赵瑜，王族和我。
收到选刊的汇款单，看到上面的金额是一千几百几十几元零一分。到邮政去取，窗口的姑娘只付给我一千几百几十几元。我说你少给我一分钱。她拿出一角钱硬币笑嘻嘻地递给了我。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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