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抽着烟，一声不吭，农民工一样躲在雾霾里失神，或者，当车流和工厂输液般汩汩注入，它的脑筋彻底累了。我也有两年没怎么说过话，在纸上。冬季凛冽，似乎只适合眨眼。一支冰凉的笔，就像荒寒把阳光透析，所幸，每个冬天都有略微的不同，一些生命随季节消逝，一些事物悄然进驻心底。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存是宇宙性的，它宽容冬天的凋敝，也放纵春天的冥想。

我始终囿于这个小城，囿于工作与生活砌筑的炉墙，沉寂了很久，要说的话其实也无。近来粗略读了《隐身术》一书，不察内容，单看题目，心底也是略约有了共鸣。共鸣也是一种隐身。我在百里之遥，文字的精神近在咫尺，书籍几本，常置枕边，早晚翻读细品，宛如朝宴夕饮，自给自足。可不可以说，那个写字的人有大慈悲，随类现身？有了这点光亮，灵魂的“麻脸”无处遁隐。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内心事全部袒露给他人，他会不会感到快乐？这个问题自童年起就在思考。内心永不平静，那里总有一些寒冷的噪音，把噪音释放出来，就像一群犯人的示众，枷锁也审判在场的每一个围观者。

近来得出一个感受：人与人在工作中“互相操劳”，灵魂似乎闲着，或者是像帽子一样被摘下来，放在一边；而闲下来，它又顺当地戴了回去。有时，举目四望，发现大家都“脱帽”了，就自己戴着“帽子”很扎眼。时间一长，这顶轻质帽子变得像千斤顶一样沉重。

缺钙

某日读到：1876年的一天，尼采恍惚中随手写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式”：“对人应该既不热爱也不憎恨；绝不从事政治；既不要富有也不要贫困；应该避开那些著名人士和权力人物的生活；必须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外选择妻子；应该把抚养自己孩子的事情留给自己的朋友们；绝不接受任何宗教仪式。”

此时的尼采已经与其最亲密的朋友、导师瓦格纳决裂了——没有正式的表态，两个人心知肚明地展开了冷战。

对他而言，随着《帕西法尔》的上映，瓦格纳对宗教的热忱简直就是最沉重的背叛。忧郁的蓝色瞳孔里，那位挚友——与他精神世界完美契合、神交的天才，正在太阳的恭维下腐烂。“忠实于天赋，那种可以控制的、激情的意志”在尼采看来，需要强有力的争取和巩固，以警惕那些温顺、奉承和狂热的宗教情感。读到这里，我有意省略尼采的前半生，姑妄提取这薄薄切片。他朋友稀少，性格内向，甚至缄默寡语，却横空出世——属于令我警醒的那类人。尼采，这个徘徊于狂狷和乡原的思想家，孤独的异数，时时受外界和内心的“遗传病原”折磨着。他对权威的长久怀疑在这一刻随着精神自由的指引，脱缰而去。

尼采矛盾着，他深爱着瓦格纳，爱他的才华和艺术家的傲人气质，他曾经是如此崇敬这位在音乐、哲学、文学均独树一帜的艺术家。他甚至过于迷信和赞扬过他。而如今眼前的这个人，在尼采看来，他身边围绕了太多的谄媚和高度服从的追随者，已经走向了“艺术的晚霞”。换言之，他丢弃了艺术最本质的精神，糟蹋了天赋，变成了背对自己的叛徒，屈从了宗教信仰。尼采痛苦着，一个孤独的独立思考的漫步者，不能承受的恰恰是来自最亲密朋友的退变和软弱。而他是那么权威，一座雕塑般矗立在学生时代尼采的心头。

回到巴塞尔，尼采完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尼采认为：“宗教低头的地方，艺术才能扬眉吐气，艺术情操将取代宗教感情，使枯萎的观念获得新生。”至此，尼采彻底发出了与瓦格纳对于真理的不同的心声。此后，面对着各界权威的责难和攻击，尼采几乎失去了一切，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甚至已经为随时死亡做好了准备。据说，1878年8月，瓦格纳曾匿名发表了低劣的批评文章，认为尼采的观点是哗众取宠，借机上位。这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家注定因为这篇文章，而受后人诟病。相应的，尼采从此决绝地踏上了追求自由人性探索的道路。

至今，尚未与什么人关系紧张，更别提结怨或决裂。在我看来，两个决裂的人，如此可爱，甚至可敬。关键是他们都有一颗执念的心脏，怀有强烈的性格和艺术独立性，或是拥有一副勇敢者的嗓子，而这些，正是这个时代所缺的钙。

（责任编辑：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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